被深度误解的“诚信为本”

然而，我们被蒙蔽的好苦，因为中国传统“诚信为本”的商业原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遵守规则/公开公平”的市场信用原则，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的两回事。事实上，中国传统“诚信”是一种人格信任/而非制度信任，君臣恩义/父子孝义/朋友侠义，都大于社会的规则/正义。“诚信”所遵循的是基于熟人之间的“私德”，而非基于社会规则制度的“公德”，这是一种人格/亲情/熟人之间“投桃报李、你来我往”的中国式的诚信，它不但不支撑现代商业市场公平公开的信用规则，相反，备受赞赏的“代君受过/替父隐恶/为友杀人”的传统诚信道义，体现在商业竞争中，就成为了鼓励破坏市场公平公开信用规则的行为。因此，真实的中国传统商业竞争史，并不是一部“诚信竞争史”，而是一部“权谋竞争史”。

被深度误解的“诚信为本”商业古训

当百年西方管理已经使用计划/战略/效率等词语，描述企业的方向与竞争能力时，百年中国传统商人/商业组织却一直坚信并宣称：只要遵循“诚信为本”的原则，利润就会滚滚而来！

虽然中国传统商人一直高声宣称必须“诚信为本”，但要想搞懂它的确切含义，却并不容易，因为“诚信为本”仅仅是一个概念模糊不清的口号。一般来说，对于它的解释，是来自传统商人两条铁打的生意规矩，一个是诚信，一个是不欺，显然，这是以同样的模糊性来解释模糊性；而另一些解释，譬如诚信就是“言必信、行必果”、“人无信不立，事无信不成”，则更是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词语。这也再次体现了中国传统逻辑思维能力的弱化，一些概念常常处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中，需要个人慢慢的感悟。

在人类社会的各种交往活动中，存在着“人格信任”和“制度信任”两种基本的信任方式，一般来说，在交易性的商业交际活动领域中，所遵循的是契约/合同/规则等“制度信任”原则；而在非交易性的人际交往活动领域中，譬如家庭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等等，则是遵循人品/道德/情感等“人格信任”原则。虽然“人格信任”和“制度信任”，在现实生活中常常相互交织在一起，但是二者之间却不能早不同领域随意性的取代或替换；在商业交易领域，如果以朋友义气取代制度规则，就可能引发商业纠纷的恶果，而在人际关系的非交易领域，如果父子兄弟间以契约合同维系义务关系，同样是可笑的做法。

借用梁启超先生“公德”与“私德”的区分法，中国传统商业所恪守的“诚信为本”原则，所遵循的是人格信任的“私德”、而并非社会秩序的“公德”。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业文明下的乡土社会，每个人几乎都是熟人，都有程度不同的私人关系，因此，“熟人网络”关系成为了事实上的传统商业圈；在这样的“熟人商业圈”里，情感投入/信守道义/和气生财，成为了最重要的商业原则。虽然中国传统的“人格信任”，看起来是那么的温暖、感人、充满人情味，但却混淆了一个重大的/基本的商业原则，即商业活动的基础必须建立在遵守市场信用基本原则上、而不是建立在私人感情的道德基础上。

事实上，我们今天对于中国传统商业“诚信为本”的深度误解，正是在于没有将“人格信任”与“制度信任”区分开来；没有将“相信熟人”与“相信陌生人”区分开来；没有将“遵守私德”与“遵守公德”区分开来，而是将它们混为一谈，以至于使得我们将传统“诚信为本”的古训，误解为是今天的遵守制度/信守规则的市场信用原则。事实上，当中国传统商业“诚信为本”古老商则，是以人际交往的人格/人品/情感信任方式或原则，替代了商业性的法律/制度/规则/交易方式或原则，这就给今天的企业管理造成了一个巨大障碍和麻烦，即传统“诚信为本”原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公平/公开/透明的现代企业信用体系，不但是背道而驰的，甚至是在破坏市场公平制度原则。

传统诚信是“熟人网络”的游戏规则

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今天看起来非常危险、极具不确定因素的“人格信任”，却给中国传统的商人/商帮，带来了商机不断和滚滚财源？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流/而非商业经济为主流的社会，农业时代的竞争往往是围绕土地、财富和权力展开的。“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皇权至上，富甲天下”决定了竞争的规则和特征。由于知识被垄断、理性被抑制，竞争往往是残酷和不择手段。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强权代替真理，手段服从目的。不入流的商人/商业始终处在社会的边缘状态。虽然中国传统社会里依旧充满了激烈的商业竞争，但这种商业竞争是非理性/非制度化的竞争，竞争主体的不平等性/竞争秩序的紊乱性/竞争结果的非建设性，导致了官商勾结/权利寻租的泛滥，商业机会主义的丛生。

中国传统社会缺乏法律保障和统一的商业竞争规则，因此“信任熟人”成为了几乎唯一可信任的标准。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商人们人所说的“朋友就是财富”、“做事就是做人”、“先做人/后做事”的管理逻辑。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大量而丰富的修身养性/品德修养/交朋识友的学问，中国古代圣贤孔子关于“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的区分：“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逐渐被传统商人们演绎成了区分“益友/损友”的必备知识。因此，中国古老的诚信商则所描述的“待人老实/处事真诚；一言九鼎/一诺千金”等等，其实是在描述商人个人的做人原则、而非描述商业本身的市场规则。

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中，最可靠的“信任”，永远是自己的亲人或熟人，信任程度的高低/远近，是以家庭为中心，由小而大/由近而远/由亲而疏的延伸扩展，形成了人格信任的社会网络，社会学者曾将这种熟人网络概括为“五缘”，即亲缘/地缘/神缘/业缘/物缘。对于传统商人/商业来说，他们生活在这个现实的“熟人网络”中，商业性的交易活动是发生在可信任的熟人之间；即使是有陌生人闯入进来，强大的传统商业惯性，也会迫使交易双方由“陌生人”变成“熟人”。因此，与其说传统商人是因为恪守“诚信为本”而获得滚滚财源，还不说“诚信为本”的商则迎合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更合适。

事实上，熟人网络中“人格信任”式的诚信，是中国传统社会普遍的做人行为准则，而并非是专为商人或商业活动而设置。中国传统社会所遵循的“做人”诚信原则，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司马迁在《史记》带给我们一个经典的“尾生抱柱”的诚信故事：有一个人叫尾生，与某女子约会于某桥下，但该女子未按时赴约；当时大雨如注河水上涨，已经淹没了桥柱，但尾性不愿意失信于女子，宁愿抱着桥柱而被淹死，也不愿意离去。显然，晋商“历经多年磨难寻找货物后人”的诚信故事，与“尾生抱柱”的诚信故事，二者如出一辙。

在中国，信任度不是依赖法律、而是依赖血缘关系，所以，凡是家族兴旺的地方，很容易出现商帮、匪帮，而家族的凝聚力，又使得商帮充满了强大的组织能力，都当作了多种可能的商机或利润来源，因此，传统商人/商业需要处理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商业与市场”的关系。虽然晋商“历尽磨难寻找货主后代”的诚信行为，从现代企业管理角度来看，是难以理解的不讲成本/不讲效率的“愚蠢”行为，但是，中国传统商人/商帮，确实因此而名声鹊起。然而，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交往规模的不断扩大，熟人群体开始减少或解散，越来越多的“陌生人”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如果以“私德”替代“公德”，其造成的社会秩序混乱是可想而知的。<进入诚信频道>

“诚信为本”中隐藏着“蔑视规则”的病毒

一个现象是：为什么宣称拥有“诚信为本”传统的中国商业，却在今天出现了严重的诚信缺失现象？而西方管理信守自私的“为己惠人”，却反而获得了我们所期待的商业诚信？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旧依赖于人格信任，熟人间的信任仍是我们社会赖以立足的基石。企业组织外部的协调与合作，宁愿相信熟悉的朋友/官员、也不信任规则/制度，而烟酒、饭局、礼物等等交往的方式，成为了拉进彼此情感距离、进入到“人格信任”的领域里的显见“符号”。企业组织内部的分权/授权，也与企业本身的组织结构和规章规定无关，而是“信得过”才授权、信不过就会被架空，所以下属获取权力的方法和途径，就成为了通过阿谀奉承/忠诚不二等等言行“符号”表示，由此获取上级的信任，从而成为领导信得过的人，所以，在中国的各类组织里，帮派/小团体/裙带关系/非正式组织特别的兴盛。

事实上，对于“制度/规则”的蔑视，已经成为了中国的社会性问题。自觉遵守交通要道的“红绿灯”，成为了被讥讽的傻瓜；而遵守“排队上车”的公共秩序，则成为了愚蠢的代名词；在自己的家中完全可以做到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但到了公共场合其行为却截然相反。当代中国信用危机首先表现为公德危机。显然，我们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蔑视规则的一面，被视为中华民族灿烂遗产的《孙子兵法》，其“兵家智慧”本质就是“欺诈智慧”，讲究规则、诚信与人道的唐僧，成为了被嘲讽和贬低的对象；而充满奸诈、诡计和不守规则的孙悟空，却成为了鼓励和赞美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