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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博士把脉中国经济）（人民网记者张玉来）仲春时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博士应邀来到长春。斯博士已非首次造访我国，此行旨在就人们普遍关注的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热点问题与吉林大学和吉林省的经济学学者进行交流。
斯蒂格利茨博士是一位闻名遐尔的经济学家。他1943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加里市，196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69年年仅26岁的斯博士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1979年他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两年一度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此奖旨在表彰对经济学作出杰出贡献的40岁以下经济学家。斯博士曾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美国经济学会副主席，1997年起任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200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斯博士现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斯博士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信息经济学的创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所倡导的一些前沿理论，如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已成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标准工具。他还在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理论方面，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财政理财、福利经济学等诸多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研究工作对市场失灵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通过干预完善政府职能的观点。作为一位全球知名的经济学教育家，斯博士撰写的《经济学》等多部教科书已被译为多国文字。
斯博士的造访，在吉林大学掀起了一股“斯蒂格利茨热”，师生们热烈地谈论斯蒂格利茨，阅读斯蒂格利茨著作，以一睹斯蒂格利茨风采为快。邀请人之一吉林大学商学院院长张屹山教授对此作了中肯的阐释：斯博士是一位世界著名经济学家，但他的影响不止于经济学界，而是影响了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斯博士提倡的经济学思想、研究方法，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政治学、法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使经济学成为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斯博士的影响不止于学术领域，还广泛影响了社会生活诸多方面。古希腊哲人曾说哲学就是智慧之学，今天我们可以说经济学就是人生的学问。当人们能够理解斯蒂格利茨博士的经济学思想的时候，对人生的选择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记者有幸参与了斯博士在长春为期两天半的座谈、讲座、参观等活动。由于张屹山教授的精心安排，记者还得以专访斯博士，近距离领悟、请教了这位幽默中透着睿智，通俗中蕴含深奥的经济学大师。在短暂的两天半时间，斯博士着重阐述了均衡发展战略，同时以均衡发展战略为主线，阐释了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诸多热点问题。
中国经济的成功发展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好处，对世界经济的复苏也起到了发动机的作用。
斯蒂格利茨博士指出，过去的50年验证了这样的事实：发展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一些国家在过去的30-40年里经济发展非常快，这些国家主要是东亚国家，他们的经济总量在这期间增长了大约8倍。中国是最成功的国家。如果我们用不同的指标衡量经济发展速度的话，中国总是位列发展最快的前10个国家之中。在世界低收入国家的全部收入增量中，大约有3/4来自于中国。这种收入的增长所带来的成果是人类共享的，比如贫困的消除，教育的普及，生活水平的改善。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过去20年中则经济增长乏力。比如拉丁美洲，在20世纪70－80年代，曾经经历了一段快速的发展，但是最近20年里增长速度却很低，人均收入没有显著的增长，贫困现象依然如旧，在一些国家贫困现象甚至愈来愈严重。拉美地区的劳动保障状况也开始恶化，许多工人没有享受到劳动保护，在过去10年中失业率上升了3个百分点。
斯博士说，当今世界经济，除了中国以外其它地区大多都处于疲软状态。日本经济现在有所好转，但是一年半以前日本经济也是这样。斯博士认为，中国成功的经济发展，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好处，同样也对世界经济的复苏起到了发动机作用。东南亚国家在危机之后的复苏是依赖中国，同样日本的复苏也离不开中国。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世界经济作出了很大贡献，在提高世界人民生活水平这方面也作出了贡献。在美国和欧洲的消费品市场上大量高质量低价位的中国产品，对于这些地区的低收入家庭来讲，无疑为他们提供了改善生活的便利。当然中国的成功也对世界各国提出了挑战，因为这意味着更激烈的竞争。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竞争是市场运作的一个基本态势，离开竞争就无从谈起市场经济。而这种竞争有助于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效率。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吸引了全世界经济学家的目光。中国经济的成功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中国的成功经验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共享。
“为什么经济增长在中国和东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而在拉美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则出现了失败？”斯博士说，这是经济学领域必须讨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这并不只是学术界关心的话题，对于制定政策同样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我们理解了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就能从中汲取营养，明确应该制定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政策，从而使那些发展缓慢的国家实现经济增长，使那些已经取得成功发展国家的增长势头能够持续下去。
实际上，世界经济增长的多样性在中国也同样存在。比如有些省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而有的省份则比较落后。一些省份过去曾经是带动经济增长的工业基地，而现在则急需振兴。这些需要振兴的地区经常问我们：“我们应该做些什么？”那么我要说，首先最重要的是，是要看一看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省份他们的经验是什么！
中国政府最近提出了新的引人注目的发展战略，就是要实现均衡发展。均衡发展策略是实现经济成功发展的正确战略。
“中国政府最近提出了新的引人注目的发展战略，就是要实现均衡发展。”斯蒂格利茨博士显然了解并研究了我国新近提出的以“五个统筹”为核心内容的科学发展观。他以西方经济学的视角，将其称之为均衡发展战略，并认为这种均衡发展策略正是实现经济成功发展的正确战略。
斯蒂格利茨博士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归因于其实行了均衡发展战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这种平衡关系的具体形式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含意。
中国政府在实施均衡发展战略中所确定的新的重点是颇为值得重视的。单单是均衡发展战略的表述就足以令人振奋，而在实践中是完全能够得以实现的，其中包括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平衡，城乡之间的平衡，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平衡。这种均衡的发展策略的前景不仅能够提高国内生产总值，而且还能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的经济增长将是可持续的，而且是平等的。均衡发展战略取得的成绩将为所有中国人所共享。
斯博士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那时他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重点应从“华盛顿共识”的框架转移到另外一个更加综合的发展框架中，即发展中面临的各层次的平衡关系都应得到重视。我们看到，以经济均衡发展为原则的国家都取得了成功，而那些将发展目标限定在一个狭窄范围内的国家则往往遭受失败。那些以经济均衡发展为原则的国家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是在发展战略中有明确的发展目标。
成功的发展战略不光重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还要重视可持续发展和平等的发展。
“成功的发展战略包括哪些目标呢？”斯蒂格利茨博士认为，成功的发展战略应该不光重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还要重视可持续发展和平等的发展，重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可持续发展至少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中环境的可持续性对于中国来说是尤其重要，因为中国有大量的人口。
一般而言，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使用大体是这样一种模式。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社会和经济对资源的需求处于较低的水平。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开始流向制造业，比如汽车工业以及其它有助于提高生活水平的行业。这时整个经济对自然资源，比如钢铁的需求迅猛增加。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到下一个阶段，经济对资源的需求基本上达到一个稳定的水平，这时经济发展转向服务业，转向那些对资源需求较低的领域。中国目前正逐步进入第二个阶段，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飞速增长。我们可以看一下汽车业的情况，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在过去10年中出现了飞速的发展，仅去年一年汽车产量就增长了80％。这样，环境问题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如果不能节约资源，不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那么中国将面临严重的环境问题。
斯博士说，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也必须具有可持续性。经济学家也常提到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即维系社会安定的制度和机制。从长远意义来讲，这是促使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在社会可持续发展中，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公平，也就是说社会对待每一个成员都应该是公平的，包括摆脱贫困，也包括减少不平等现象。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阶段，很容易出现不平等现象。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也会出现这种不公平的现象。
有些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对不公平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是导致这些国家经济最终失败的部分原因。中国在过去20年中的发展十分迅速，人民的收入增长也非常快。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过去的10至15年里，同样是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前苏联、前东欧国家人民的收入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出现了下降。比如说俄罗斯，尽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现在人民的收入水平大约比十几年前开始转轨时低20％，并且出现大量贫困现象。这些国家尽管有少数人变得非常富有，但代价是大多人的生活水平急剧恶化。所以对于正在转轨的中国而言，有必要重视不平等问题。
我们还必须牢记社会的公正性和社会的稳定。要取得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就必须给每个公民都提供公平的机会。其中一个基本的环节就是为每个公民提供社会安全网络。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不存在由社会提供安全网络问题。在传统社会中，这种安全保障往往来自于家庭成员的保护。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要由社会为个人提供有组织的安全保障。不平等体现在多个方面，如贫富之间、城乡之间、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中国政府现在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的存在，并且开始强调消除这种不平等。
在研究如何制定均衡发展战略时，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是如何权衡两种关系的利弊，即如何在满足公民对安全保障体系要求的同时，保证每个公民都能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
gdp可以作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目标，但不应是唯一的目标。应该把目标确定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
谈及如何看待gdp问题，斯蒂格利茨博士指出，许多国家都把经济发展目标过分地集中在gdp。当然gdp作为衡量经济总量的一项指标，可以作为经济发展的一项目标，但是它不应该是唯一的目标。我们应该把目标确定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
对于人民生活水平，特别是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可以从许多角度和方面进行考察，这些方面都不能被gdp这项单一的指标所涵盖。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变量指标包括：1.人的寿命增长情况；2.市民参与社区活动情况；3.城市是否适合居住；4.农村社区生活环境；5.传统价值观能否得以保持。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有大量的农村人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会出现一种趋势，即农村人口流入城市。随之会产生许多问题，比如人口膨胀，交通堵塞，使环境问题成为城市面临的首要问题。
均衡发展的一个实例：城市公共交通问题。一座城市如果只发展汽车，而不发展公共交通体系，交通拥挤就会是很严重的。
随着中国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人们对传统的计划经济往往心存疑虑。确实，中央计划从来都不是管理经济的成功模式，但是尽管计划在经济管理中存在很大的不足，这并不是说计划在经济管理中毫无用处。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国家，计划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城市规划，如何建设适合人们居住的生活社区，规划是非常重要的。城市规划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规划城市公共交通。一座城市，如果只发展汽车，而不发展公共交通体系，那么交通拥挤就会是不可避免的，就会是很严重的，这样的城市显然不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城市。在城市发展中，道路建设也不是唯一要做的，要最终解决这种交通拥挤问题，还有许多其它事情要做。
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和自然和睦相处。现在我们已认识到，造成温室效应的有害气体正使全球变暖，这正是我们未能与自然和睦相处导致的结果。要解决造成温室效应有毒气体的排放问题，就须依赖公共交通体系的发展。
在收入持续增长的条件下，中国如果按目前的速度发展汽车工业，可以预计，中国将对全球环境产生重要影响。
《咆哮的90年代》对美国上个世纪90年代经济繁荣、衰落的剖析：信息和动机问题是根源。
斯蒂格利茨博士说，经济学家要验证市场经济是否有效，但经济学家常常无从描述不完全的信息。我个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包括其他人，如斯宾塞教授的研究成果，将不完全信息纳入模型之中。过去经济学家们认为，只要市场信息不是完全的不完备，就可以当作完备信息处理，其实这样的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的研究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存在信息不完备问题时市场将会失灵。换言之，通常所说的亚当斯密的“无形的手”，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这样我们就需要讨论一个司空见惯的问题，就是在什么情况下政府应该介入，以及在需要介入时政府应该如何介入。
斯博士指出，回答这一问题并非易事，许多经济学家至今仍在研究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从中国转到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90年代的美国经历了经济繁荣发展期，当然这种繁荣比不上中国现在的这种繁荣。但对美国人来讲，这已经是非常难得了。在这段经济繁荣期，美国gdp的增长率由以前的2.5－3%上升到4－5%。到了90年代末，人们经常谈论“新经济”将要到来，“新经济”的出现会使经济周期波动的峰和谷产生一些新的特点。但是到了2000年，美国经济中的泡沫开始破灭，首先是股票市场价格泡沫的破灭，股价大幅下跌，之后是总产量下滑，失业率上升，整个经济进入衰退阶段。
斯博士撰写了一部学术著作《咆哮的90年代》，对美国90年代的经济发展过程进行了考察，分析了美国经济繁荣、衰落的原因。这本书的中文版将在今年10月面世。在美国经济繁荣时期，已存在许多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现象。比如有90％的光纤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资源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当经济泡沫破裂后，经济开始衰退。在这期间，许多人找不到工作；实际产出远低于潜在产出水平。据估算，这期间的损失大约超过10,000亿美元。解释这一现象时，斯博士提出的观点是信息和动机问题是根源。许多美国高层经理人员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股票市场，股价越高，收入越高。高层经理人员发现一些简单的规则，如果给市场透露出一些信息，让市场相信他们公司的业绩良好，股价就会上涨。于是股价的上升带动了他们收入的增长。他们还发现，如果透漏出的信息是不完备的，那么股价就更容易上涨。
对于会计从业人员而言，他们的责任是向市场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这些信息必须真实地反映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但是会计业中也存在动机问题。在上世纪70－80年代，会计的主要业务是处理帐目，而随着会计业务的扩展，他们的经营范围逐步涉足企业的咨询服务。此时传统的会计业务收入只占其收入总量的很小一部分。谁来为这些咨询服务付费呢？是公司总经理。因此作为会计，他就可能存在这样的动机，想方设法博得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欢心。于是当高级经理们不向市场提供真实信息，并隐瞒那些对公司不利的信息时，会计人员就会视而不见。他们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是帮助公司经理层，向市场提供虚假、歪曲的信息。当然，在提供这种信息时，他们的底线是保证自己不会因为违反法律法规而被送入监狱。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足智多谋”。在这种环境和动机的支持下，他们没有将自己的智慧用来创造财富，而是用来想方设法隐瞒信息。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的介入，比如政府的一个条令或法规，就会起到积极的作用。现在美国政府宣布，所有会计人员必须从事具体的会计业务，不允许提供其它服务。他们必须向企业董事会和股东任命的审计委员会提供真实的汇报，而不是向企业经理人员提供汇报。当然上述政府行为，不能完全彻底地解决所有问题，但是它提供了一个方向，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是向市场经济转变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中国政府已经对这个问题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而且在努力改进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的缺陷。但是应该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因为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公司治理结构问题仍然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在这方面，安然公司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例证。安然公司破产前后，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得到了丰厚的收益，而普通工人则连基本的养老金都没有得到，工作也丢掉了。美国近年来出现的大量商业丑闻，包括安然公司、互助基金以及纽约股市的丑闻。这些案例都表明，一是维持市场经济良好运行是十分复杂和困难的，二是这些案例都关涉到道德问题。然而许多人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由于倒霉而被抓住罢了。
尽管市场作用无法替代，但是政府的角色同样十分重要。政府的作用就是要制定有效的规则。
斯蒂格利茨博士说，我们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必须在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市场很显然能够提供一种管理经济的最有效模式，还没有其它途径能够像市场这样，为有效配置资源提供足够的信息，并提供产品的生产动机。但是还应指出，尽管市场作用无法替代，但是政府角色同样十分重要。政府的决策是为“游戏”制定规则。和其他游戏一样，市嘲游戏”同样也需要有规则，需要仲裁。政府的作用就是要制定有效的规则。当然，这些规则不能过于苛刻，否则就会导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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